网络隐私权救济方式存在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尽管我国已立法保护网络隐私权，例如201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但至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和范围、侵权行为方式和种类以及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使得受害者在维权时面临法律空白或模糊地带的困境。 ### 二、救济途径有限 现有的网络隐私权立法除诉讼救济途径外，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如仲裁、行政救济和调解等。诉讼途径又面临取证难和诉讼难的困境。由于大数据应用非常广泛，一些隐私受到损害的个人很难及时发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也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取证据。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常常以大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发布是非特定性的为由，拒绝承担法律责任。这导致受害者在寻求救济时往往感到无助和无奈。 ### 三、侵权主体隐蔽性与侵权手段多样性 在网络大环境下，侵权主体的隐蔽性和侵犯手段的多样性使得侵犯隐私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互联网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使得侵犯隐私的范围和程度也不同。这种隐蔽性和多样性给受害者确定侵权者、收集证据以及追究法律责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 四、经济损失计算的不确定性 在网络隐私侵权的案件中，公民因隐私受到侵犯造成的财产损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因为网络隐私侵权的特殊性，准确无误计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较低。这使得在诉讼过程中，对于经济补偿方面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补偿标准，从而影响了受害者的实际获赔金额。 ### 五、受害者维权成本高 在维权过程中，受害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收集证据、与侵权方沟通协商、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投诉以及寻求法律帮助等。这些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可能涉及高昂的费用。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由于维权成本过高，他们往往选择放弃维权，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维护个人隐私权的尊严。 综上所述，网络隐私权救济方式存在的局限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救济途径有限、侵权主体隐蔽性与侵权手段多样性、经济损失计算的不确定性以及受害者维权成本高等方面。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救济途径、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以及提高受害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
